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视频
中小银行的生死关口:与科技共舞还是被科技干掉 | 馨金融
发布时间:2019-06-21
 


Technology increases access to what is scarce.

 

——馨金融


洪偌馨/文


周末,老家的好友跟我聊起了他的困惑,作为当地一家小型城商行的项目经理,他这两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接金融科技公司、民营银行等,一起推动合作项目的落地。

 

但两年时间过去了,整个部门就落地了一个“联合贷款”的产品。还是与某家民营银行合作,所以资产、数据、风控也都被“分担”掉了,他们最后就提供了部分资金。

 

曾经兴致勃勃地从上海回到老家,他希望可以趁着金融科技的东风,做些有价值的事情。因此他也放弃了去一些大行、股份行当地分行的机会,转而选择了一家总部在当地的小型城商行。

 

在他看来,这两年从管理层到业务员倒是都有了转型的意识,毕竟现在的各种压力对于这些根基不够深厚的小银行影响更为剧烈。“但落地太难了,这是对于传统业务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一次彻底颠覆。”

 

“这两年也有摸索一些创新的产品和业务,但一走起流程,原有的那套业务规则、风控标准、甚至考核体制都难以匹配。这还不说在技术、系统、人才上的问题。”好友无奈地表示。

 

听完好友的抱怨,我想起了最近麦肯锡一份报告中的观点,未来三到五年,中国银行业有两大趋势:一是行业分化加剧,好的银行会更好,差的而银行会更差;二是并购频率增高,不少城商行和农商行将成为被并购的标的。

 

其实,过去几年里,银行业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偏于一域的中小城商行、农商行,它们原本的客户结构、业务形态就较为单一,风控能力、人才队伍等也弱于其它大行、股份行,抗压能力也最弱。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多家城商行、农商行传出不良率暴增、评级被下调的消息。


11月19日,中诚信发布公告称,调降铜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铜陵农商行不良率高达15.17%,比年初大幅上升12.70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中诚信还下调了贵阳农商行的主体评级,原因同样是不良率暴增。

 

麦肯锡认为,市场竞争的加剧、存款成本的大幅上升、资本配置的低效以及风险偏好过高导致不良包袱过重,都是未来一部分城商行与农商行被并购的主要原因。而还有少部分中小银行则有望借由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突出重围”。


1


过去的几年里,银行业的内外部压力增大、需要不断加快转型步伐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前,我们大部分的目光依然聚焦在几家大行、股份行以及部分表现突出的大型城商行身上。

 

而事实上,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的城商行、农商行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麦肯锡在其发布的《中国TOP40家银行价值创造排行榜(2018)》中指出,2017年前六大行的经济利润下降16.8%;全国股份制银行下滑277%,而主要城商行(17家)经济利润下滑幅度达到326%,在全部类型中居首。

 

在资产回报率方面,纳入统计的几家的城商行资本回报率要低于TOP40家银行的平均值。

 

来自CVA西维咨询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国内城商行共计134家。如果按照资产规模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梯队,第一梯队(城商行资产规模10,000亿元以上)有4家,第二梯队(城商行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到10,000亿元之间)的数量则不足10家,剩下的则归属于第三梯队。

 


在这其中,只有第一梯队的城商行具备规模和经营质量方面的显著优势,未来的经营效益将相对稳定;二、三梯队由于其发展策略、业务基础、资源禀赋和核心竞争力的不同,在盈利能力方面已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未来不容乐观的经营环境也将使得其盈利分化趋势愈发显著。

 

数据下滑背后,根本上是这些银行固有的经营方式和业务能力失效所致。

 

上周末在蚂蚁ATEC大会上,稠州银行副行长程杰曾提到自家的案例,稠州银行最早起步于义乌小商品市场,通过服务本地的小微商户、依靠线下网点和信贷员扫街、跑村的模式得以快速发展。

 

然而,按照稠州银行原来积累的业务经验和管理模式,当他们想要服务于更大的市场,成本控制、风险控制都开始失灵。尤其,伴随着监管收紧,新型银行崛起,竞争对手不断增加,稠州银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此处如果能有稠州银行的财务数据来做支撑,诸如这两年业务收入增速上不去,利润上不去;稠州主要做小微,可以拿网商银行做对比,展现一下被碾压的样子。

 

当然,也不只是稠州银行一家,全国数十家小型商业银行都面临和稠州银行类似的问题。程杰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的转型势在必行。



2


其实,如果看时间线,广大中小银行,尤其是一些城商行、农商行“拥抱”金融科技的时间并不晚。因为面临转型和经营压力多年,它们中有不少银行早早地便与金融科技公司有了接触,既有资金合作的需求,也有技术变革上的需求。

 

前几年,有不少金融科技公司的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去各地找中小银行谈合作,但到最后,能落地的也都是一些资金、资产对接的业务。那些期待协助它们转型升级的计划,基本都搁浅了。

 

说到底,这些农商行、城商行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金融科技研发。今年大型商业银行几乎都在立下flag:投入营收的1%或者净利润的1%用于金融科技。但对于中小型的城商行或者农商行而言,规模上的巨大差距意味着他们的1%不过数百万元或者数千万元,这不过杯水车薪,还要面临更棘手的人力方面的短板。

 

“在营收、利润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即便有些银行的董事会、高管层有意愿去投入和变革,但沉疴已久,难度太大。如果事儿没做完,任期又到了更是难办。”一个从业者对我说。

 

后来,不少银行选择从外部合作切入,从具体的一些业务着手开始“试水”。这也是近年来,我们看到新金融市场的外延不断扩展,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流量平台有需求变现,商业银行有动力谋变。

 

但相比技术输出、系统升级,大部分的“to B”服务最终都变成了资金+流量的简单粗暴的合作模式。在此模式下,尽管可以在短期内做大规模,带来可观的收益,但于银行而言很难真正完成能力的升级。

 

而监管更不乐于见到的是,中小银行借此实现了“跨区经营”,业务范围扩大,但能力却没跟上。在合作过程中,一些银行缺少相匹配的风控能力,越来越沦为单纯的资金方。

 

去年11月,一份名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开始在网上流传。


该文件显示,单笔联合贷款中,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接受推荐客户的银行出资比例不得高于70%。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余额的50%;接受客户推荐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联网贷款余额的30%。


如果这些规定真的落实,那么流量+资金的合作模式也将迎来终结。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于商业银行而言,每一轮大的技术升级和行业变革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典型如招行,这家偏安深圳蛇口的地方性小银行能够在网点少、品牌弱的情况下一路逆袭成为中国的“零售之王”正是抓住了商业银行电子化的契机,并一直注重技术的迭代和应用。

 

上世纪90年代,一账通、一卡通的相继问世,让招行率先实现“一卡通”ATM全国联网、实现全国POS消费联网。这一战对后来确立招商银行在个人储蓄业务领域的领先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0年后,招行一直在推动业务的电子化,被当时的行长马蔚华总结为“水泥+鼠标”战略(后来又演变为“水泥+鼠标+拇指”)。到2012年,招行的电子银行替代率超过90%,同期其它上市银行平均在70%左右。

 

而现在,在新一轮的技术和商业变革之下,中小银行要想抓住契机“突围而出”需要更彻底的变革,而不仅仅是“业务合作”。

 

稠州银行副行长程杰在那天活动的演讲中提到,稠州银行希望能够在银行建立一个数字大脑,在所有业务领域实现数字驱动。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资产化、决策数字化、业务线上化以及流程敏捷化。

 

围绕这个需求又进一步作出了规划,即前述四个能力建设的第一步是建立数据支撑体系,在三个“核心”(账务核心、互联网核心、数据核心)中,最底端是数据治理,也是成为数字银行和开放银行的基础。

 

由于一些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技术能力相对成熟,所以稠州银行也选择了一家合作伙伴,希望可以加速转型的效率。当然,“牵手”蚂蚁金服只是一个开始,要彻底的转变经营思路、提升技术能力是一个长期的命题。

 

如果说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行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就是生存战。它们的命运的是活下来还是被吃掉,依然还有许多未知数。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你我都该珍惜原创的价值,相信优质内容的力量。

转载请注明来源、微信号及作者


联系我们请发邮件:xinfinance@126.com